《旧制度与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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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

◆ 前言

一七八九年，法国人为了与过去彻底切割，走向崭新的未来，做出了超越其他任何民族的艰苦斗争。为了达到目标，他们千方百计地防止把过去的任何东西带到新的生活中去。他们严于律己，要把自己塑造成不同于父辈的全新的自己。他们不遗余力地使自己面貌一新。

在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中，他们的革命情感、习惯和思想其实大都是继承了旧制度的东西，而且尽管他们不情愿，还是用旧制度的瓦砾建设了新社会的大厦。

要想准确理解法国大革命及其成就，我们必须将目光暂时离开今天的法国，去关注和考察那个远去的、尘封历史的、旧制度下的法国

旧制度下的许多法律和政治传统在一七八九年突然消失，结果几年以后又悄然出现了

为什么在当时欧洲多数地区酝酿的大革命偏偏在法国爆发？旧的君主制怎么倒台得如此突然、如此彻底？

因为人们不再以等级、阶层、行会或家庭为纽带，更倾向于只关注自身利益，导致自私和狭隘的个人主义，而置公益美德于不顾。专制制度不仅不与这种倾向斗争，反而使其势不可挡，因为专制制度将公民的集体情感、共同需求、和谐共处的意识和协调一致采取行动的机会统统剥夺了。专制制度使人们蜗居在自己的生活中，由固步自封变得更加孤立，由人情淡漠变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假如一个人相信其民族具有享受自由的品格，却卑微到在行动上将他人的喜好置于他自己参与制定的法律之上。这是什么样的人？我认为这是违背自己灵魂的人。即使专制者也不否认自由的美好，只是他们希望独享自由，全然不顾他人。如此看来，人们的分歧不在于是否应该拥有自由，而在于对他人自由的尊重程度。因此，准确地说，一个人对专制政府的喜爱相当于对祖国的不敬。想要让我对法国不敬，恐怕尚需时日。

◆ 大革命爆发之际，人们对它的不同评判

大革命爆发之际，人们对它的不同评判
没有什么比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更能提醒哲学家、政治家要谦逊，因为没有任何事件能比它更伟大，持续时间更长，酝酿更成熟却更出乎预料。

他甚至怀疑大革命会不会增加部分人的特权。他说：“如果大革命能让贵族和教士的地位升高，那一定是弊大于利的。”

然而，随着大革命按它自己的轨迹往前发展。魔鬼开始抬头，暴露出自己异常恐怖的特征。它摧毁了政治机构和民事机构；改变了法律、道德观念、习俗甚至是语言。摧毁了政府机构之后，它又动摇了社会根基，最终要与上帝清算。然后，革命跨越了国界，开始使用新的手段、新的策略、残忍的准则，也就是皮特所说的“武装观”。这股史无前例的力量横扫各帝国、颠覆各王权、蹂躏各民族，然而奇怪的是——革命把他们都争取到了自己身边。

伯克说道：“法国丧失的不仅是旧政府，而且是一切政府。与其说君主制坍塌的法国是对人民大众的蹂躏和恐吓，不如说它更像是需要怜悯和饱受屈辱的对象。然而从夭折的法国君主制的坟墓中走出来的是一个出乎人类预料的、巨大的、发育不全的怪物。它径直走向目的地，不惧危险，不带懊悔，无视所有准则条款，击倒一切不承认它存在的力量。”

◆ 大革命的根本和终极目标，并非人们曾经认为的那样，要摧毁宗教权威和削弱政治权力

大革命的根本和终极目标，并非人们曾经认为的那样，要摧毁宗教权威和削弱政治权力

法国大革命的最初行动就是攻击教堂，在大革命激起的所有情绪中，反宗教情绪是最先被激起、最后被平息的。

反宗教只是大革命的偶然事件，是革命的一个突出的但转瞬即逝的特征，是大革命发生以前人们的思想，是激情和特定环境的临时产物，它为大革命奠定了基础，但其并非革命本身的特征。

十八世纪哲学被看作是大革命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的确这一哲学具有深刻的非宗教性。然而，关键是要认识到，它包括泾渭分明的两部分。

基督教成了政治制度而非宗教教条，因此引起人们的深恶痛绝。出现这种状况也并非因为基督教徒要掌控来世，而是他们就是现世的地产主、封建贵族、十一税（一种宗教捐税）征收者、行政官吏；并非因为人们要建造的新社会无教堂容身之地，而是基督教教徒们在即将粉碎的旧社会中占据了最有权威的位置。

大革命爆发不到一年，米拉波便致密函给国王：“把新形势和旧制度作比较，你便得以慰藉，看到希望。国民议会通过的重要法令对君主制政府是有利的。取消三级会议省份，取消教士、特权阶级和贵族集团，这难道是一件小事吗？整个社会只有一个阶层的观点让黎氏留大为高兴：大一统的外表下便于权力的实施。历届专制政府为加强王权所做的一切，反而不如大革命一年的功效。”这是有能力领导大革命的人对革命的理解。

法国大革命的目标不仅仅是要改变现有政府而是要废除现有社会形态，因此它要同时打击现存权力、破坏一切公认的势力、摒弃传统习俗、更新道德观念，并根除人们思想中的一味尊重服从的观点。这就道出了法国大革命无政府主义的独到特征。

不管是曾支持还是反对大革命的民众都对它抱以钦佩和羡慕之情。人民大众要废除豁免权、国家特权；取消等级划分、讲求人人平等；让官员取代贵族、用统一规则取代地方特权。为革命，人们不遗余力。若是遇上任何障碍，人们便借鉴大革命的方法和准则。他们也懂得了必要时发动穷人反抗富人、平民反抗贵族、农民反抗地主。法国大革命是人们的灾难却也是他们的导师。

◆ 法国大革命怎么是一场以宗教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其原因是什么

尽管人们的法律、传统、特点和语言各不相同，却能使人团结，也可以使人分裂。

所有的海外战争都呈现出内战特征，并且所有内战都有外国人的参与。各个国家抛弃了旧有利益，取而代之的是追求新的利益；原则问题取代了领地问题。所有的外交规则变得一塌糊涂，这让当时的政治家们极为吃惊，甚至懊恼。这恰恰是一七八九年之后欧洲发生的一切。

宗教往往考虑人类本身，而不是某一国家的法律、习俗、传统所添加给人类共同本性之外的东西。

古希腊罗马异教或多或少要与每个人所在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现状相关。异教教义因此反映的是某个民族甚至是地方的特征，它受到地域限制，并很少向外传播。

法国大革命要挖掘的是社会现状和政府中最普遍、最自然的那一部分。这就是它能让所有人理解并在各地被快速效仿的原因。

在有些时代，人类差异如此之大，一条普遍性的法则如果要适用于所有人，却往往不被理解。

最不同寻常的不是法国大革命采用了各种手段，构思了各种观点，新奇之处是很多民族都能有效地利用大革命的方法，且自然而然地去接受这些准则。

◆ 整个欧洲制度几乎都一样，怎么会纷纷垮台呢

各阶层相融合、贵族阶级消失、贵族政治开放、财富变成权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赋税人人平等、出版自由、言论自由。这些新原则在中世纪都是不存在的。而且，这些新原则慢慢地、巧妙地注入古老的躯体中，使之不仅免于瓦解，反而更加有生机。十七世纪的英国已经是一个完全现代的国家，只保留了中世纪的部分痕迹。

◆ 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功绩是什么

大革命的目的并不像一些人想的那样要打破宗教对人类的束缚。

封建制度一直压制欧洲大部，而大革命的效果就是要推翻被称之为封建制度的政治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基于平等条件下的更为简单、更为统一的社会政治秩序。

如果大革命不发生，旧社会的大厦在各地也迟早会坍塌，但是它不是突然坍塌，而是逐渐倒台。没有过渡、没有预警，也没有顾忌，大革命就是这样让本可以一点点坍塌的体制瞬间结束，这就是其功绩。奇怪的是在今天看来如此简单的事情，当时却如此混沌，即使当时大多数敏锐的观察者也没有看清楚。

◆ 为什么封建特权在法国比其他任何地方都令人厌恶

长久以来人们认为土地财产的划分开始于大革命并且这个划分也仅仅是受到大革命的影响。事实上，很多证据都说明地产财产的划分不仅只是受到大革命的影响。

土地划分比大革命爆发的时间早很多。

为什么同样的封建权力在法国人心中引起如此大的厌恶之情，以至仇恨对象消失以后这种仇恨似乎依然不可磨灭呢？一方面是因为法国农民已变成土地拥有者。另一方面是因为法国农民已经完全摆脱了领主的控制。自然还有许多其他的原因，但我认为这两个是最主要的原因。

我请你们设想十八世纪法国的农民，或是现在你所熟悉的农民。因为法国农民永远是这样，条件改善了，但是思想境界没变。看一看我引用的文件所刻画的农民吧！他如此热爱土地，不论价钱高低，都愿意用所有的积蓄购买土地。为获得新的土地，他首先得付税，不是向政府，而是向附近地产主付税。附近农场主和他一样对公共事务没什么影响，几乎一样无权。到最后他终于获得土地，他便将他的心和种子都种在这片土地上。在这片他可以以自己姓名命名的土地上，他充满自豪，有独立人格。但是同样的邻居也会来把他从土地上带走，毫无报酬地强迫他去其他地方工作。

◆ 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不是大革命或帝国的业绩

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不是大革命或帝国的业绩

这是旧制度的产物，我也可以说这是旧制度在经历大革命后唯一幸存下来的政治制度，因为这是唯一能够适应大革命创建的新社会的部分。

所有权力以一种新的方式凝聚在一起。那便是御前会议。

政府的所有实权都归属于总督

。总督和各个大臣通信。在省辖范围内，他是政府意愿的唯一代理人。
在下面，由他在每个县任命并可以随时撤职的官员，称为总督代理。总督通常是新封贵族，而总督代理通常出身普通。

当我任财政总监时，我从来不敢相信我所看到的。事实上法国是由三十个总督统治的。没有法院，没有议会，没有省长。各省的祸福贫富，全系于这三十位在各省任职的行政法院审查官身上。”

社会上，贵族们享受着头衔、财富和尊敬；在政府里，这些贵族围绕着国王，形成宫廷；贵族统率舰队，指挥陆军。

如果贵族被任命为总督，那相当于是对他的侮辱了。甚至是最穷的绅士也会拒绝这样的职位。在贵族看来，总督代表外部权力，是受命管理官僚和农民的新人，不值得引起社会注意。

◆ 如今所谓的行政管理监督怎么是旧制度中的一种体制

在法国，封建制度消亡后城市自由依然存在。领主不再管理农村时，城市保持了自主管理。直到十七世纪末，城市依然像小型民主共和国，官员由人民自由选举产出，对人民负责。城市生活呈现一片欣欣向荣，市民们为他们的集体权力感到自豪，对他们享有的独立人格倍加珍惜。

然而，法国农民依然对旧教区管理体制的残余依依不舍。甚至现在，他们公认的唯一的公共自由是古老的教区自由。也只有这种公共事务能够吸引他们。有人心甘情愿将整个国家的行政权交于独裁者手中，却为在村级事务管理中不能发表言论而不满：最空洞的政治形式竟然还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 行政司法与公职人员豁免是如何在旧制度体现的

一位承包商，他拿了邻居地里的物资，总督亲笔致信总监：“我无法解释清楚将政府承包商移交普通法院审理将会怎样地损害政府部门的利益，因为普通法院的法规与政府的法则永远背道而驰。”

◆ 中央集权制是如何在不摧毁旧体制的前提下潜移默化地深入其中并取而代之的

新制度的建立需要耐心、技能和时间，不能光靠武力和不为人知的权术。当法国大革命突然爆发的时候，几乎完全没有摧毁陈旧落后的行政管理体系。事实上，在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另一体系。

对于最高法院与王权的对抗，我们仔细推敲就会发现，两者通常在政治领域上发生冲突而非政府管理问题。通常一项新税法的颁布就会引起争议。也就是说，这两个对立面争夺的不是管理权，而是立法权，这是二者都无权独自占有的。

法国大革命的首次尝试摧毁了此项庞大的体制——君主制。而这项制度在一八○○年又恢复。

民主革命摧毁了法国旧制度下的众多体制，从而巩固了中央集权制。这样中央集权制在大革命建立起的法国社会中自然就有了位置，正因如此，我们很容易误认为中央集权制是大革命的功绩之一。

◆ 旧制度下的管理风尚

旧制度时代的特点：立法严明、执法宽松。

我们常听到有人抱怨说法国人不尊重法律。哎呀，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学会尊重法律呢？公正地说，在旧制度时期，人们的头脑中根本没有法律的概念。每个请愿者都想让法律为自己开绿灯，那种感觉就像要求人们遵守法规一样理直气壮，只有当掌权者想拒绝这种要求时，才会真正都用这些法规。人们仍然会对掌权者完全服从，但这种驯服不是出自他们的意愿而是因为习惯。如果因为某些原因他们被唤醒了，那么即使最小的刺激也会导致迅速的反抗，那时，镇压他们的就是暴力和强权，而不是法律了。

在大多数人眼中，只有政府才能维持公共秩序。人们什么都不怕，就怕那些全副武装的警察，地产主们也只信赖警察。对他们来说警察不只是法规的守护者，他们自己本身就是法律。吉耶纳省的布告上说：“人们都知道，只要警察一瞪眼，那些最叛逆的人也会乖乖听话。”所以，每个人都想在自己家门前安插一中队警察。在总督的档案里这种诉求随处可见。似乎没人怀疑藏在警察后面的就是主人。

在请愿书中，有时会把贫穷和傲慢以一种可笑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一个贵族写信给总督说：“您那么善良，一定不会忍心让我这一大家子人像普通人家一样严格地交纳二十分之一税。”

一七八九年人们推翻了政府，但在他们内心深处，政府的根基却毫发无伤，在这个基础上政府很可能被迅速重建，而且建得比以前更牢固。

◆ 法国怎样成为欧洲各国中一个首都权威高于所有地方，但又与地方融合的国家的

首都相对于其他城市更有政治优势，既不是因为它的位置、规模，也不是因为它的财富，原因在于政府的性质。

革命之前的那段时间，巴黎的工厂、作坊和高炉数量激增，这引起了政府的不安和虚幻的恐惧。例如，一条一七八四年的法令中说：“国王害怕工厂数量的激增会导致树木过度消费，从而影响巴黎的木材供给，所以国王禁止今后在城市方圆十五里之内建造这类工厂。”但是却没有人关注这种集中增长带来的真正威胁。

◆ 法国是个民众最相似的国家

相似的背后也有令人惊讶的差异，人们形成了很多不同的集团，在集团内部人们好像是生活在一个独立的社会，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却从不参与大范围的社会生活。

尽管贵族们享有特权，但还是日渐衰败甚至趋于毁灭了，第三等级却变得富有了。

在法国，贵族们失去的财富似乎都跑到了普通百姓的口袋里。几乎他们获得的一切都是从贵族那儿得来的。虽然没有法律会防止这些资产者破产，或帮他们变得更富有，他们却慢慢地富有起来了。许多普通人变得和贵族们一样有钱，甚至有些已经超过了他们。而且，这些资产者的财产类型跟贵族一样，尽管他们住在一个小镇，却拥有自己的土地甚至是庄园。

在十八世纪末，仍然能找出贵族和资产者在礼节上的不同，因为像礼节这种表面的行为是最难学得一模一样的。但是，所有高居于普通人之上的人都彼此相似。他们有相同的思想和习惯，享受同样的品位，有同样的消遣活动，喜欢读同一类书，而且说一样的语言。他们之间唯一的不同就是他们拥有的权力。

◆ 如此相似的人为何比以往更有距离，形成许多小团体，彼此漠不关心

英国是唯一完全消灭种姓制度而非将其改头换面的国家。在英国，贵族和平民可以做同样的事情，进入相同行业。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可以通婚。权势最大的领主的女儿可以嫁给一个平民而不会觉得丢人。

最惊人的是贵族与第三等级当时可以轻而易举地共同管理事务，共同抵抗中央政府，而后来却不行了。

事实上，随着领地统治的瓦解，三级会议召开的次数逐渐减少或停止，公众自由最终消亡，资本家和贵族放弃了地方自由，结束了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状况。

在所有的区分人和划分阶级的措施中，征税不平等现象的危害性最大，也最容易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增加孤立，而不平等和孤立都会变得不可救药。

几乎每个公共事务都产生于税收或以税收告终，因此，这两个阶级一旦不再平等地缴纳税款，他们便再无任何理由共同商议事务，共同经历彼此的需要或情绪。没有必要再人为地将他们分开，因为他们共同行动的机会和欲望在某种意义上已被剥夺。

障碍一旦被跨越，获得特权的人便会离开原来的阶层并与其成员区分开来，而原来阶层的人认为这些特权是苛刻、可耻的。

法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年代比一七八九年更容易获得贵族头衔，而这一年，资本家与贵族之间的差距也是前所未有的。不仅贵族拒绝忍受他们在选举集会上与资本家有任何相似，而且资本家也同样抵制任何带有贵族外表的人。

资产阶级与平民相互分离和贵族与资本家相互分离几乎一样。

贵族喜欢无节制地使用他们表面上的那些权力来弥补自己所失去的真实权力。

因此，富有的平民住进城市不久后便会忘记乡村生活的风味和精神。他与继续留在乡村生活的同辈人的工作和担忧不再有任何关系。现在他的生活目标仅有一个，即渴望成为所在城市的政府工作人员。

任何一个受过教育并略有资产的人都会觉得如果在政府谋不到弄不到一官半职便会死不瞑目。

这些不正当的特权使那些享受不到特权的人心中充满了嫉妒，而且使那些享受特权的人变得更自私、更傲慢。整个十八世纪，城市资本家对周边乡村农民的敌意是很明显的，正如乡村对城市的嫉妒一样。杜尔戈写道：“每一个拥有自己特殊利益的城市都会因其利益而时刻准备着牺牲周边乡村和村庄。”他在其他地方与总督代理谈话时说道：“你们常常被迫去制止城市对乡村和村庄进行的肆无忌惮的侵略

我们的祖先并没有“个人主义”这个词，它是我们专为自己使用而创造的，因为在他们那个年代没有不属于团体完全孤立的个人，但法国社会是由许多只为自己考虑的小团体组成。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它就是一种集体的个人主义，为后来出现的真正的个人主义做好了思想准备。

◆ 政治自由的丧失和各阶级间的分裂是如何导致旧制度灭亡的

“在英国贵族的家里，如果有三四个农民被邀请来会见我，他们能够坐在上流社会的贵妇们中间和我们一起用餐。在英国这种事我都习以为常了，见过不下一百次。然而在法国，从加来到巴约讷，这种事哪儿也见不到。”

英国的贵族本质上要比法国的更傲慢，更不愿意和比自己地位低的人接近。但形势所迫，他们不得不这样做。为了掌控形势，他们不惜做任何事情。

在十八世纪的英国，穷人享受着纳税特权，而在法国，却是富人。为了能掌握国家的统治权，英国贵族背负着沉重的社会责任，而法国贵族仍享受着免税特权，作为失去统治权的补偿。

年复一年，随着逐渐征收的重税，各个阶级逐渐分裂，人们渐渐疏远彼此。从那时起，让无力纳税的人们交税，为有能力纳税的人免税成为了税收的目的。这导致了富人免税、穷人缴税严重的后果。

尽管如此病态地征税，但收上来的钱也是有限的，因为君王们奢求无度。尽管这样，他们还是不愿意召开三级会议以牟取补贴，更不敢向贵族征税，因为这会激怒他们，使贵族要求召开三级会议。

通过被破坏可以看见的合同，在上面已赋予的权力无人承认。每逢危机，都以牺牲国家债权人的利益来解决，政府不断失信于民

由于政府只索取钱财，从不保护人们自由的行为，加速了各个阶级间的分裂，使得他们在反抗的过程中无法联合起来，这样政府需要对付的就不是集体力量，而只是零散的个人力量。

◆ 旧制度下自由的类别及其对大革命的影响

对金钱的贪婪抑制了政府在政治上的野心。出于需要，政府不断地使用工具，但那些工具并不是政府创造的，政府也没有能力捣毁它们。 结果政府的专制的意志，经常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被削弱。

而且当时的政府还不能像今天的政府这样可以任意分配各种各样的恩惠、援助、荣誉和金钱。因此，当时政府的诱惑性手段和强迫性手段都是很有限的。 政府自身并不清楚其权力的真正边界。他们所享有的特权并不受法律的明确保护，也没有牢固地确立下来。政府的行动领域已经很大，但是其行使权力的过程却相当谨慎，就像是一个人行走在黑暗而陌生的国度，步履蹒跚。在这黑暗中，政府权力和所有权力的边界被隐藏了起来。虽然这样便于国王剥夺臣民自由，但更有利于捍卫自由。

当读了十八世纪大臣和总督的来往信函时，你肯定会讶异于看到一个平时如此蛮横、如此专制的政府在遇到一点点人民反抗时就不知所措，忍气吞声。一点点批评和一点点反抗都会让政府方寸大乱，惊恐万分。然后政府就会停下来，犹豫，商议，寻求折中之法，采取温和的步骤，这一切都是在它固有权力的范围之内所做的。路易十五的自私和其后王位继承人的仁慈都有这个倾向。

任何形式的特权、偏见、误解都不利于建立一个独立、平等、自由的法制社会。正是这些偏见与特权燃起了人们对于独立的渴望并且使人们奋起反抗强权。

当时镇压叛乱的方法远没有今天这么成熟，因为当时法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平息每一次叛乱；相反，它充满反叛之声，尽管法国还没出现政治自由，但仔细听，自由之声已从远处传来。

当时司法机关却没有受其毒害，因为法官实行终身制，不求提拔，这两点就决定了司法的独立性。因此，即使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法收买法官。

法院时不时地干预政府使得行政事务无法正常进行，这种情况反而成了自由的保障。这正是所谓的以毒攻毒。

十八世纪的人并不渴求幸福，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就是奴役的根源。这种欲望并不强烈，但又无比坚定，很容易同个人品格混在一起，如热爱家庭，崇尚道德风尚，尊重宗教信仰，甚至对于教义不冷不热但也严格遵守。它使人变得虔诚，但排斥英雄主义，它会让人变得规矩但怯懦。

◆ 为什么文明程度在提高，十八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反而有时比十三世纪的还糟糕

农民享有公民自由，拥有一定土地。但是其他阶层疏远他们，他们被孤立的程度也许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农民遭受的这种新型的、绝无仅有的压迫值得专门给予密切关注。

正是这些拒绝对国王尽责的贵族后来拿起武器去保卫君主制，有的为此献出了生命。他们的功绩离不开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能让那些农民忠心耿耿地为他们战斗，当然也有人指责他们喜欢在农民中享乐，而不去对王权尽责。

就这样，农民几乎与整个上层社会不相往来。那些本来可以提供帮助和指导的乡亲们也疏远他们。他们有了知识或财富后就与农民形同陌路了。农民在整个国家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黎氏留在政治遗嘱中写道：“如果农民富有了，就不听话了。”在十八世纪时，虽然不这么明说了，但许多人仍然认为，农民如果没有生活压力，绝对不愿干活。换言之，让他们贫穷是防止懒惰的唯一保障。

旧制度下农民不愿服兵役的极端情况主要由执法方式造成，而非法律本身。

其中一位重农学派经济学家说：“士兵军饷微薄，衣食住行等都很艰难，只有下层百姓才能吃下这种苦

社会进步使其他阶层富裕了，唯有农民看不到希望，好像文明专门与他们过不去。

中央政府因孤立和影响力削弱感到不安，很不适应，也想恢复那些不复存在的个人影响力和政治关系。可是发出号召却没人响应，政府惊讶地发现，原来那些人已经死去，而且正是政府要了他们的命。

真正的压迫虽然包括那些不幸的人所遭受的痛苦，但是更体现在不给他们改善处境的机会。他们自由且拥有土地，只是像其农奴祖辈们一样没知识，往往比祖辈们更凄惨。

他们想象，不用缴税也可以保住自己的显赫地位，最初事实似乎如此。但是很快体制内部一种无表面症状的疾病就影响到了他们的职位。尽管谁也不愿意，但是他们的地位逐渐减弱了。随着他们的豁免权范围不断扩大，他们变得更贫穷了。

贵族想极力保住特权，资产阶级急切地想得到特权。资产阶级本是农民出身，却对农民形同陌路，某种程度上讲似乎素昧平生。只有当农民得到了武器时，资产阶级才意识到已经唤醒了农民的激情。资产阶级既无力反制，也没法引导。因此，资产阶级作为曾经的革命推动者最终成为了革命的牺牲品。

◆ 十八世纪中期文人变成国家政治领袖的原因及其影响

他们经常谈论社会起源和原始社会的形态、公民最基本的权力和特权、人们之间的真诚和虚伪的关系、习俗的合理和非合理性以及法律基本原则。

他们每天都在深入探索，直至他们那个时代政治体制的基础。他们仔细研究了它的结构并对其总体规划做出批判。诚然，他们中也只有一部分是仔细深入地思考这些问题。实际上，大多数人还都停留在肤浅的表面上，甚至有的人只是把它当成一种娱乐。但所有人还是都考虑过这个问题的。

全盛时期的贵族统治不仅领导公众事务，同时也要有能力去型塑观念框架，为作家定下写作基调，并且给思想以权威。直到十八世纪，法国贵族才完全失去他们在这个国家的统治地位。它的信誉和它的权力遭遇同样的命运。因此，那个曾控制人们思想的地方已不复存在。

相反，正如他的先辈一样，他发现了资产阶级和人民是君主制度的坚决拥护者

贵族和资产阶级已经被长时间地排除在公众生活之外因而表现得严重缺乏社会经验，这不足为奇。然而，更令人惊奇的是，那些掌管国家重要事务的人，譬如大臣、地方行政法官和总督都毫无远见。但是他们中大多数还是很务实的。他们对于公共管理的细节有很深入的了解。一旦涉及政府的科学管理问题，比如让他人了解社会发展的大体趋势或弄清公众们的想法和期待，他们就像那些未被教育过的人民一样手足无措了。事实上，只有自由政治制度才能把治国安邦的要领全部教给政治家。

在英国，那些研究治国之道的人与执政的人常常厮混在一起，当官员们想出台新政策时，作家们就会为他们修正和归纳理论。但在法国，政界和文人是分开的独立团体，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交流。执政者治国安邦，文人研究抽象准则，政府本该以此为基础的。他们一方按需要采取具体措施，一方却制定普遍法律，根本不考虑怎么实行。一方管公共事务，一方管国民思想。

◆ 非宗教思想如何在十八世纪的法国普遍占主导地位，对大革命的特点有何影响

十六世纪时，人们辨别是非时，主要参照各种基督教传统进行批判性思考。

非宗教势力还是在王室和学者中广泛传播开来，在中产阶级（第二等级）和底层民众（第三等级）中并不流行。它只是一种偏好，而非普遍想法。

任何地方的非宗教意识都没有法国这么普遍、强烈和影响大。

宗教统治的原则和作家们希望在世俗政府中制定的原则相抗衡。宗教建立在传统之上，而作家们声称完全轻视那些建立在传统之上的任何制度。教会承认一种高于个人理性意识的权威，而作家们只是单纯依赖个人的理性。教会建立在等级的基础上，作家们却喜欢消除阶级观念。他们都必须承认由于政治和宗教社会天生迥异，因此用同样的法规来规范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一点似乎任重道远，为了攻击国家制度，似乎我们不得不先摧毁作为其基础和典范的宗教制度。

。教会代表了政府中和他们最接近、最具有敌意的那部分。其他政治力量只是偶尔干涉他们，但教会依仗他们可以监督人们的思想，查禁作品，总是经常为难他们。当他们反对宗教干涉、捍卫个人自由的时候，他们是在为自己的事业奋斗，这场斗争是从打破束缚他们最紧的枷锁开始的。

教会与王权之间，这样一种交易建立起来了：王权赋予教会物质权力，教会则赐予他们道德权威。政府令臣民遵守教规，而教会则要求民众尊重政府意志。

作家受迫害不会造成恐惧，只会引起抱怨。他们能忍受激发斗志的折磨，却无法忍受将其摧垮的沉重束缚。对作家的攻击总是拖沓、杂乱和无效，其目的似乎不是阻止他们而是激发他们写作的热情。让出版完全自由对教会的威胁也许会相对小些。

一个文明社会都不能没有宗教，更不用说一个自由社会了。在他看来，对宗教的尊重是国家稳定和个人安全最重要的保障。

我们完全丧失了我们伟大人类事务的务实知识。我们是如此的不注意宗教在各帝国统治中的作用，以至于怀疑最初出在这些人的头脑中，他们对国家秩序事务维持和民众的服从有关乎切身利益的迫切要求。

那些否认基督教的人声嘶力竭，那些仍然坚持信仰的却保持沉默，这种情况不仅在涉及宗教时可以看到，涉及其他领域时也是如此。那些坚持旧信仰的人害怕没有其他保持忠心的同党，害怕孤立胜过错误，他们随波逐流，加入到群众中来。在当时只不过是一部分人的情感，就这样变成所有人的意见，从此，在那些造成这种假象的人眼里，这种情况看起来不可抗拒。
毫无疑问，上世纪末宗教信仰的这种普遍没落对我们整个革命产生了很大影响，构成了革命的重要标志。法国大革命经常被描述成是恐怖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没有什么革命在开始能比法国大革命的参与人数更多、爱国心更真诚、情感更无私、规模更大。法兰西民族暴露了主要的缺点，但同时也体现出了重要品质：经验不足却慷慨大方。但无宗教信仰确实极大地伤害了公众。

◆ 法国人为什么先要改革，后要自由

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自由的思想和爱好最晚出现，也最早消失。

在理解自由制度的概念之前，他们已经设想出了大革命能够完成的所有社会行政改革。他们的确非常赞成商品自由贸易以及在商业和工业上的自由放任。但他们并没有考虑过政治自由。即使这些想法偶然在他们脑海里出现，他们的反应就是拒绝这些想法

现在还是十岁的孩子们会发现他们为国家时刻准备着，为他们的祖国而奉献，他们服从权威，不是出于恐惧而是由于理性，他们对同胞热情，有认可并尊重司法的好习惯。”

书中证明了中央集权和社会主义是相同土壤的产物。中央集权之于社会主义就好比文明果实之于野蛮的树干。

◆ 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为什么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人人都变得焦躁不安，不满现状、急于改变，进步的要求随处可见。但这是一种缺乏耐心、急功近利的追求，长此以往的话，人们就会咒骂过去，沉浸于完全脱离现状的幻想中。

与不同时期相比，大革命以前的二十年里，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是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就此而言，三十七年的立宪君主制时代，一个和平快速发展的时代，可与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相媲美。
考虑到政府方面的瑕疵和工业发展面临的困难，法国已经呈现出的这种繁荣景象使人有足够的理由感到惊奇。可能许多政治家否认这个事实，因为他们无法解释这个现象，

工业的飞速发展培育了人民对财产和金钱的渴求

结果，手艺人、商人、工业家、企业家、银行家由此产生，以往这类人憎恨政治革新，无视其本质，安于政府现状，即便对其一直鄙视的法律也是无条件服从，而如今却成为最迫不及待、最忠诚的改革者。他们叫嚣着对财政系统的彻底变革，却没能深思政府财政系统的全面变革可能带来其他部门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方面，一个民族的发财欲望每天都在加速膨胀；另一方面，政府频繁刺激这种欲望，却未能妥善解决，既鼓励又打击，这两方面加速了其自身的灭亡。

◆ 为什么本想减轻人民负担，却激起了人民的反抗

为什么本想减轻人民负担，却激起了人民的反抗

在大革命的前十三年，国王致力于废除劳役制，他在敕令的序言中说道：“除了极少数省份，几乎全国的街道都由我们下层人民免费修造，尽管他们只是街道的次要受益者。但他们出尽全力、担起整个重担。真正受益者，一些特权阶级，通过修路可以积累更多的财富，强迫穷人尽心尽力修建，富人收益。可我们却剥夺了他们用来抵抗灾难和饥饿的唯一保障，还命令他们为富人的利益不断卖命工作。”

尤其是在饥荒时代，特权阶级似乎要激发人民的愤怒而不是满足人民的需求。一位总督为了激发有钱人发善心说道：“这些所有者极不公正、为富不仁，他们所占有的一切应归功于穷人的劳动，但是在穷人筋疲力尽时，他们袖手旁观，任穷人饿死。”国王在类似情况下也说过：“我想保卫人民免遭缺吃少穿的痛苦，有钱人强迫他们劳动，想给多少报酬就给多少。我不能容忍一部分人随心所欲地摆布他人。

法院的说法是：“政府错误的政策饿死穷人。”国王回应道：“法院的野心膨胀和富人的贪得无厌都是公众贫苦的根本原因。”争论双方客观上向人民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上层是人民苦难的根源。

一七八七年下诺曼底省议会评论道：“政府投到街道上的资金会使富人的生活更加舒适化，与人民毫无益处。那都只是为了改进通往城堡的道路，并不是修缮村镇的入口。”

人民既是他们同情的对象，又是他们轻视的对象。

牧师的酬劳，也叫“工资”，总以受益人少、总量惊人而闻名。人们总在抱怨教会的每项服务都在收费，就连穷人安葬也得交钱。不公平的税制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在他们眼中，税收冰冷残酷，所以他们总会愤怒地用恶劣的字眼咒骂。

◆ 帮助政府完成人民革命教育的一些做法

路易十六在他统治整个时期都极力倡导改革。大革命后果然推翻了一切旧制度。实际上在大革命席卷之前，路易十六曾预见大多数制度已临近毁灭。在把这些中最糟糕的一部分从立法机构中移除之后，很快又予以回复。就像是他的意图只是在于将它连根拔起，把剩下的留给他人去推翻。

在他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中，有些缺乏足够的准备，意外地动摇了那些古老受人尊重的传统，有时甚至破坏了既得利益

◆ 一场伟大的行政革命怎么引起了政治革命，其结果如何

政府的形式没有发生丝毫变化，但大多数规定个人生活和行政事务的附属法律已经被废除或重新修订。

整个城市下层阶级猛地落入这种令人不安的无政府状态中，这在人们开始返回政治舞台时产生了巨大后果。

实际上，整个资产阶级都直接或间接地依靠法庭。因此法律的直接影响就在于打乱了千万家庭的地位和财富，这些家庭突然发现他们自己处于一种全新的、更危险的境地中。

这项与以往截然相反的法律，改变的不仅是社会事务的正常秩序，还有个体之间的相互位置，人们认为它会立刻以同样的方式应用于全国各地，不用考虑先前的实践或每个省的不同情形。大革命这种中央集权的精神已经控制了那个古老的政府，这个政府很快就要被大革命推翻。

对于人们来说，与全新的法律相比，跟那长久以来熟悉的晦涩复杂的法律打交道又是多么容易

很奇怪在这样一个开明的、公共管理长久以来发挥了主导作用的社会，没有人想过把这两个系统集合起来，从未想过将执行权与监督解除权相区分而不是拆开。

原因就在于自从一七八九年以来，政治结构被一个接一个地废除，而行政结构得以完整保留。国家换了统治者，或改变中央政府的形式，但处理事务的日常流程不变。

◆

当我们注意到贵族阶级，失去了先前的政治权力，无法像封建欧洲其他地方一样管理领导人民，然而却不仅被保留了下来，还极大地增加了金钱上的豁免权和个人优势。尽管虽然成了下属阶级，但仍旧享有特权，或者就像我先前所说的，他们越来越不像贵族，越来越像种姓。毫不吃惊，它的特权对于法国人民来说是如此的无法解释，令人憎恨。难怪民主嫉妒之火在法国人心中燃烧得如此强烈，一直延续至今天。

由于法国是欧洲国家中政治生活完全被扼杀最长时间的国家之一，在法国，个人完全丧失了处理事务的能力、审时度势的习惯和人民运动的经验，而且几乎丧失了“人民”这一概念，很容易想象，全体法国人民是如何在没有任何预见的情况下陷入一场可怕的运动中去的。那些受到革命威胁最大的人们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们忙于开拓那条注定要把他们带入革命的道路。

温和的理论与行动的暴力之间的差别，曾是法国大革命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只要是观察到，大革命的根基是由国家最文明的阶级铺垫的，却是由最粗鲁和野蛮的阶级付诸实践的，就不会为此感到吃惊。

几个世纪以来他们肩负耻辱，他们过着隔离生活，默默忍受偏见、嫉妒、仇恨，由于命运的残酷而更加艰难，他们能够忍受一切，也能把这一切强加于他人。

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人民控制了政府，试图自己来完成大革命的任务。书籍提供了理论。人们付诸实践，他们改变作家的思想来适应自己的愤怒。

曾经限制它运转的所有东西还未复苏，因此，从刚刚推翻王权的民族的腹部深处突然产生出的是一种比我们的列王曾经实行的更庞大的、更完备的、更绝对的权力

在同一个时期内，对平等的酷爱则一如既往地存在于人民心中，它最先征服人心，始终与我们最珍贵的情感连在一起。对自由的热情随着不同的事件发生着变化，时而强烈时而舒缓，对平等的追求却始终如一，可谓到了固执、盲目、狂热的程度，随时准备为此付出一切，随时为支持和讨好它的政府提供专制制度统治所需要的习惯、思想和法律。

这个民族如此充满对立，又如此爱走极端

这个民族适合做一切事，但最出色的是战争

这个民族对英雄主义的尊敬胜过对美德的钦佩；这个民族对天才的仰慕胜过对常识的认可；这个民族更擅长规划宏伟蓝图，而非亲自去实践完成它；这个民族是欧洲各民族中最辉煌、最危险的民族，天生适于变化，也最有可能是人们钦佩、仇恨、同情和感到恐怖的民族。因此，我想问：世界上除了法兰西民族，还有这样的民族吗？

只有这个民族才能造就一场如此突然、如此激进、如此猛烈，又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的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