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现代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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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通识读本：现代日本》克里斯托弗·戈托—琼斯

◆ 引言：现代日本何处“现代”？

我们将会看到，这样的困惑部分源自一种假设，即认为现代性在所谓的“西方”只引起了轻微的文化失谐，而在日本及其他国家，现代性的外在特征却显得缺乏连贯性，甚至令人费解。这一假设的根基在于现代性与欧美历史的深层纠葛。

从这一通俗的层面来分析，日本显现吸引力，是因为它兼有“东方”传统的悠久历史和奇妙的“西方”现状，观众（或者说英国广播公司）难以消化其中的现代性和西方元素。

第一点是称日本为“现代”社会意味着什么；第二点是“现代”这一范畴在不同时期对于分属不同群体的日本人又意味着什么。

普通人不仅是历史大潮的消极接纳者，也是在为他们自己塑造现代国家的积极行动者。在某些方面，这种迈向民族自决的趋势是现代性的关键特征（同时也是核心问题）之一。

在专业性和实质性的框架下，“现代”这一术语是指思想、社会、政治、科学之基准及实践所呈现的某种程度的特殊分布状态。现代乃是相关原理的群集，而不仅指一段时期。

我们还将能够针对现状提出具有争议性的问题：日本现代吗？如果答案为是，如何解释日本的现代显得迥异于（比如说）英国的现代？这一重要问题也可以换一种提法，即现代有哪些元素是本质的，又有哪些附着于文化土壤？

一个经济体制如果以遵循资本主义原则建立的市场经济为荣，它就可能是现代的

一个现代的政治体制当围绕核心的民族国家来组织，受大众民族主义的支持，有一个代议政府（可能是民主制）来表达民意。上述政治体制依赖所谓的“现代意识”，即要求具有对个体尊严和个体天赋权利的体认。它假定人们具有一定文化素养、能够（通过教育及公共领域）获取信息，从而能够为自己的最佳利益作出理性选择。这种对理性的强调是基本的：现代的特征就是坚守理性特质、摒弃迷信（或许还有宗教）；坚守科技发展，即社会的机械化。现代人拥有科技之力，得以尝试控制自然、为破坏性武器松绑、用现代医学拯救生命。

事实上，对于许多人而言，现代化进程之所以令人如此兴奋又烦恼，正是因为传统与现代之间动态的相互影响。在某些方面，现代这一概念在形成时被赋予了与传统对立的内容——超越安排生活的传统（也即“非理性的”）方式。

现代社会不应该意味着文化多样性的终结，但现代人应当换一种方式同他们的传统相处：人们应当识传统为传统，而不应认传统为真理。

大多数评论者趋向于退而倚欧洲启蒙遗产为原型，这就导致我们回头陷入了帝国主义的危险。

超克现代

◆ 佩里叩关

因为在19世纪中期之前，日本的领土比较松散、零碎、缺乏中心，靠忠诚、军事依存和宗教想象黏合在一起。事实上，在许多方面，在日本建立现代民族意识的进程中，不平等条约带来的耻辱是极其重要的。

◆ 日本的统一与德川治下和平的缔造

秀吉担忧突然到来的全面和平会产生威胁、导致忠诚体系崩溃：如果不存在可分配给追随者的战利品，那么秀吉合法性的根基何在？

秀吉未能得逞的侵略还是预示了新兴国家将国内的不满情绪导向海外征服的趋势。就日本而言，这种扩张主义的首选目标总会是朝鲜，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时也是如此

◆ 德川治下和平的轮廓与现代性的起源

德川政权不仅令天皇处于从属地位、成为政体的工具，同时又着手建立根本无须天皇的国家意识。上述两个进程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冲突，德川政权于是未能成功地发展出非帝国的国家意识，这一失败反而成为19世纪革命性的动乱得以产生的重要条件。

参勤交代制度还导致了另一重要结果——催生了“国家”意识，而这在日本历史上可能属于前所未有。

参勤交代制度不仅促使大名及其随员认同一个以国家为单位的组织形式，而且还强化了一个事实，即国家范围内的中央权威乃是幕府这一世俗机构，而非皇室这一传统而神圣的权威。

即使是儒家的政治体制也应该动态地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并且，只为保存先前稳定的状态就固守过去的做法，这在道义上是错误的。

◆ 幕末与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便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始，它是一场现代革命，拥有使用西方火器并以西方式战略思维为指引的现代化兵役军队。

◆ 第二章 天皇制下的革命：接纳现代性

除了日本国内的帝国主义倾向和建设强大国家的动力，接纳现代政治体制本身也是改革的明确目标之一。革命的政府抱有一项重大的认识，即认为只有通过建立能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政治体制，日本才能摆脱不平等条约之耻。

西方全球化的所谓“第二阶段”携带着资本主义扩张的全部力量，势力与威胁不可阻挡。一方面是现代日本同自身历史和传统的不稳定关系，另一方面是它同现代性和西方的不稳定关系，这两方面是这段时期的关键特征。

◆ 明治国家的象征符号改革

通过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宗教符号来令新政权合法化，这是日本历史的一个特征。

◆ 明治国家的意识形态与法律改革

第一是戏剧性地废弃了作为德川政权典型特征的锁国国策；第二是影响深远地削弱了在此前的三个世纪中占据教育特权的新儒学意识形态。

使节团负有双重使命，第一是尝试就不平等条约同美国及欧洲列强展开重新谈判；第二是网罗科学、技术、医药方面的知识以帮助日本“追赶”现代列强，同时还学习现代经济、政治及法律体系

福泽及其他人从赫伯特·斯宾塞的著作里得到了这一社会达尔文主义理念，该理念在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驱使日本实现更高程度的工业化，并最终将日本引向了帝国主义。

福泽关于个人尊严的思想从根本上否定了儒家传统，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日本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样，他对于国际关系的理解也有助于打破传统的、中国中心的地区秩序视角（在此视角中，孤立的日本被置于边缘），并且提供了条件，令日本可能超越中国乃至可能超越西方国家的实力和地位。

在福泽及其后数十年间的一些人看来，超越西方的关键在于日本吸收“西方科技”但保留自身“东方精神”（和魂洋才）的能力。

宪法在形式上由天皇赐颁，主权仍归天皇，天皇高于宪法条款，议会基本是顾问咨询机构。

明治宪法的颁布应当被看作元老的一种手段，旨在掌控破土而出的人民现代政治意识。实际上，宪法承认并限制了大众权利，它强调臣民的义务而非权利，并且在妇女权益方面毫无进步。

◆ 明治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改革

于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革命者本来多为武士，而他们的首要任务便是废止本阶级的特权。这证明新政权有意愿、有能力实现对现代化的承诺。

这一举措产生了一项重要的副效应——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一支国立的帝国军队可以统一在同一面旗帜下 ，并且从萨摩和长州这样的强势边陲藩那里吸收兵员。

同1870年的其他各项改革一起，征兵制军队的建立，被日本的各种武士小集团视为最后的致命一击；征兵制似乎挑战了武士阶级最后的特权和义务——佩刀权和保卫领土之责。

日本的国家化带来立竿见影的经济优势，其中之一便是创建真正的国家税制，这在日本史无前例。

最大的处境不利的群体则是妇女，她们被挡在现代政权带来的所有新自由之外——反而被指望成为“贤妻良母”，或成为新兴纺织工厂不知疲倦的劳动力。

当年，明治政府还废除了武士在公共场合佩刀的权利，限这项权利为警察和军人（其中有许多人为平民）所有。至此，武士所有的特权都已被系统地、逐步地解除了：他们不再有特权地位，不再享有年俸，不再有佩刀的权利，甚至不再有穿特殊服装、留特殊发型的资格。至1877年西乡发动“武士的叛乱”之时，武士已不复存在。

◆ 走向新国家主义

日本曾是半封建的政治联盟，经济联系松散，外交政策发展不良，后转变为统一的国家政体，拥有国民经济和在国际上逐步提升的实力，然而，它的国家认同和统一深深受缚于天皇这一传统象征

至19世纪末，西方最终以废止不平等条约的形式承认了日本的现代性。

帝国的认同，加上巨大物质力量的累积、关于社会进化的欧洲观念和首都的自然扩张，将日本引向了一条道路，令日本企图通过向邻国并且最终向欧美的民主国家开战来“超克现代性”。

◆ 第三章 超克现代性和被现代性超克：战时日本

日本社会的某些部分选择接受一种观点，即现代性是成套的，不仅包括技术革新，也包括社会道德观念和文化实践；然而另一些部分则开始运用新生的自信心，以此为契机，挑战现代性必然等同于西化的主张。

对其中一些人而言，这意味着将武士道重塑为“日本之魂”，或将神道教重塑为国家宗教和拜天皇教；对另一些人而言，这可能意味着重新发现对易碎、阴暗之美的特殊审美，它是日本美学的特点

简而言之，上述立场提供了条件，令一种自相矛盾的、反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有可能在亚洲出现；日本的任务是将亚洲从西方帝国主义的掌控中解放出来。

◆ 明治帝国的政治

在许多日本人看来，“三国干涉还辽”及之后的事件似乎体现了单纯的种族主义：尽管日本已符合一个“现代国家”的所有标准、已将自身从不平等条约中解放出来，它仍然未被真正当作一个国际主体

如此一来，1912年明治天皇睦仁的死去就成了现代日本史的真正转折点。明治见证了日本统一为民族国家，也见证了国家的现代化，日本成为能与西方平起平坐的帝国主义国家。

◆ 大正民主

新的中产阶级（相对于原武士家庭的“旧中产阶级”而言）被表征为自由的和开放的，他们经常在不同公司换不同工作，并且享受着现代生活的外在特征。

日本固然游说成功、得以继续占有其在亚洲的既得领土，但他们的第二个目标——在《国际联盟盟约》的序文中添加种族平等的条项——却未能达成。

日本在1920年代前后已经成了现代的宪政民主国家，拥有威风八面的帝国和繁荣景气的经济，在这一语境下，不公感更为严重——日本已经满足加入现代国家行列的所有客观标准，但它仍被拒之门外。归结起来，似乎变得现代还不够——现代日本永远不会被看作国际事务中的平等伙伴，只要它仍然有日本味。这是日本无能为力之事，且日本实际上也越来越认定，保持其独特认同事关紧要。日本浪漫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力求在这个现代国家重新发现、重新确立甚或单纯保护日本的独特性，凡尔赛宫的事件更为之火上浇油。

◆ 昭和初期和太平洋战争

现代性开始被当作威胁日本之魂乃至日本幸福的传染病，而不再是一种物质的恩惠。日本人民在1920年代后期就已开始挣扎，现在他们将失意归罪于政党，指责政党是“资本主义的走狗”。秘密的政治运动开始蠢动。

1930年代初期的这一系列事件事实上终结了议会统治，标志着军队对政治事务的控制趋强。尽管人口中的大多数对上述趋向感到恐惧，但军队尤其可以寄望于在乡村获得重要支持。庞大帝国和重回明治荣光的前景是如此迷人，令人不再注意当时的各种问题。

1936年2月26日，这些军人夺取了对东京中心城区的控制权，杀死了财政大臣和前首相斋藤实，又错把时任首相冈田启介的妹夫当作冈田杀死。这批军人随后吁请天皇裕仁宣布“昭和维新”，称这将赋予天皇对帝国军队的直接控制权，并为日本带来新时代的帝国荣光。

近卫被东条英机取代，东条成了日本第一个兼任陆军上将和陆军大臣的首相。

◆ 反帝国主义帝国的意识形态

日本如何才能超克与西方化等义的现代性中存有的文化霸权，如何以某种方式穿越这种“拿来”的现代性，实现自身真正的现代性？日本如何才能（如何应该）帮助亚洲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最后，日本如何才能建立一种地区秩序，既含括亚洲其他国家，又不推行帝国主义？

他强调日本民族（以及东亚人民）在道德和精神上的强大，但直率地表示，先进的现代科技改变了战争的平衡：日本终究被现代性超克了。

但讲话的基调是暗示日本人不应该让物质科技的力量毁灭他们的精神或根除他们的“日本人特质”；如果任由现代科技统治一切，那么把我们塑造为人的精神又将何去何从？战后日本即使面临现代科技的饱和，也应当留存其精神财富。

◆ 第四章 经济奇迹和后现代社会的形成

总司令相信，这些财阀企业精心导演了日本殖民地的战争经济。然而最终，瓦解财阀的工作并未彻底完成。许多家族把持的企业被解散，银行取而代之，但原有的企业网络很快又围绕银行建立起来。其结果是产生了同财阀有相似之处的企业，这种企业后被称为系列（keiretsu） 。日本商业中最著名的名字——三菱、三井、富士、住友、日产——都存续到了战后。

总司令开始意识到，战后日本的危险因素已不再是法西斯主义的复活，反倒是共产主义的崛起；他在目标上作出巨大逆转，以迎接这一新的挑战。

所谓的“道奇路线”基本上是一种紧缩政策，该路线大幅削减公共支出（废止国家补助和国债，裁减超过10万名公职人员），放松对外汇的监管，并将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固定在极好的比率（360∶1）以促进出口。在这一汇率下，日元币值被日益低估，固定汇率一直保持到1970年代。

是朝鲜战争带来的战时景气——而非道奇路线——为日本在其后20年间显著的（甚至是奇迹般的）经济增长打下了基础。

《日美安保条约》好似一柄双刃剑，它虽然向军事上较为脆弱的日本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同时也令日本卷入美国的外交政策，可能将日本拖入美国面临的其他矛盾冲突。在其后的数十年中，这一和约的复杂性将会如阴魂般缠住日本的外交政策。

◆ 经济繁荣

由于日本不必为研发投资（现成的技术可以从外面买来），故而增长很快。

许多日本汽车制造巨头都在朝鲜战争带来的繁荣中起家：日产、丰田和五十铃都为美军造车，美国提供设计，但制造是在日本。

从经济繁荣中获益的不仅是重工业，不断增加的国民财富在其他领域还触发了连锁反应——作为消费社会的日本由此诞生。

这种“考试地狱”令日本中学中的自杀率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高位，那些家庭收入较高的学生则从昂贵的义塾体系那里重新获得了优势。

◆ 太阳族

1950年代是日本电影的黄金时代，随着占领及审查法令的终结，许多电影开始以显而易见的反美态度重新审视战争中的事件。

◆ 认同危机

池田以“收入倍增计划”和被夏尔·戴高乐称为“晶体管销售员”而闻名，他无疑是战后日本历史上最为重要的首相之一。也许他最大的成就在于，以“忍耐与和解的政治”，将日本人民成功地团结到经济增长计划中去。在池田任内，日本军事角色的问题被边缘化，社会尽全力和平致富。

川端的作品通常很美，被看作一曲曲失落日本的挽歌。评论家一般认为《雪国》和《千只鹤》是他的杰作。它们包含传统审美，浪漫地重塑着日本——一种特有的传统美感在现代世界濒临消逝，或至少是受到了现代世界的玷污。

三岛自己则站到阳台上，向着集合的军队发表演说。他告诉自卫队，自由和民主的言论已经毁了真正的日本，天皇受到了美国人的羞辱，而他们——军队掌握着日本的未来。

存在于川端（他也在数年后自杀）和三岛之间的文化空间，揭示了整个1960至1970年代日本认同危机的维度。在快速的经济发展和消费社会的创生过程中，两人都呼吁回归传统日本价值，但他们未能就价值的内容达成一致。

◆ 泛着泡沫步入后现代

日本经济却在整个1980年代保持着年均5%的增长率——它综合各种手段，包括增加其所谓“二元经济”的弹性、产业结构调整（减少重工业比重）、能源多样化、创造性的离岸外包生产，借此扛过了1970年代。

一种极端将日本看作一个具有威胁性的全球化怪兽，认为它企图锻造一个巨大的战后帝国，只是把“共荣圈”的子弹换成了日元：“排日风潮”成了美国司空见惯的现象。另一种极端则把日本当成一个神秘的、令人振奋的经济发展模范；一系列民粹主义书籍问世，宣称会揭示日本工作伦理、儒家组织结构、武士道精神同商业成功之间的隐秘联系。“工薪阶层武士”的形象被生造出来，引得全世界众声喧哗。

新的一代人被称作“新人类”（shin jinrui）。他们为日本的富裕而感到自信和自豪，却对上一代人经历的艰辛一无所知，满足于财富。

日本公民中的“新人类”并不满足于将自己的人生静静地、无私地贡献给日本的经济成长，这一代人抱怨长时间的工作、抱怨没有时间享受日本的富裕成果。过劳死（karÔshi）成了常用词，为了防止因工作而过度劳累的人崩溃或自杀，甚至还设立了紧急热线。与此同时，上一代人抱怨“新人类”失去了所有的社会意识和纪律，正是社会意识和纪律塑造了上一代人的战后认同。

新人类不再接受“终身雇佣制”的安排、不再向一个公司奉献，其中的自由职业者逐渐增多，他们从一批雇主那里寻求可自主支配时间的工作，便于旅游、便于让工作适应其他生活需求。

强调休闲、强调不依存于工作的认同形成方式，这体现在各种“小众”或亚文化的创生上——办公室女性和大学女生接纳了新形式的“现代女孩”概念，界定了一种以泛滥的消费主义为内容的亚文化，通过名牌手袋、欧洲鞋款和风尚发型来建立其认同。

老一辈害怕他们的国家出现道德和文化的崩溃。一股保守的潮流要求保存更传统的日本，强调人们应该走出蔓延的城市中心，走访仍未因战后繁荣发生过多改变的农村地区，由此“发现日本”。这种围绕乡村的怀旧情绪和浪漫色彩与日本国内旅游业的切实增长相伴相生。

这种社会运动显示日本社会正在穿出现代性、进入后现代的状况，身处其中的个人不再是社会物质欲望的奴隶，而是享有为自己定义生活意义的自由。后现代日本关乎个体，丝毫无关日本。

如何据以理解社会中其余人的悲痛，村上提出了问题。他认为，当代日本存在一种哲学上的、精神上的巨大鸿沟，那些对此存疑的人没有认真思索过1995年3月20日的真正意义：

奥姆真理教想要控制东京（接着控制世界），以根除西方物欲价值观——现代性——导致的精神败坏。新世界要由精神上有天赋的人（而不是物质上富裕的人）来领导，这些人会像角色扮演游戏“龙与地下城”中的角色一样排座次。

在村上春树看来，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现代日本未能向它的人民提供明晰的认同意识和共同体意识。

◆ 第五章 克服否认：当代日本欲成“正常国家”

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这种可怖的经历后来导致了所谓的“核过敏症”；日本的“和平宪法”、美国的监管，再加上这种“核过敏症”，在战后时期汇流成一种“反军国主义”乃至和平主义的主流话语。在国际舞台上，日本试图将自身表述为象征“民间的”或“商贾的”力量，自觉且慎重地回避军事方面的外在表现和强国地位。

1990年代早期令日本的国际认同问题分外凸显：对于国际问题，日本是否真是一个有意识地选择避免军事解决的和平主义国家？还是这种表象仅仅是美军占领及之后的《日美安保条约》的副效应？

小泽呼吁日本应最终摆脱“战后心理”、不要再关注太平洋战争的后果，以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他所说的“正常国家”，是指在国际体系中承担的责任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国家。

日本欲在国际上成为“正常国家”——自1990年代早期起，这一问题已经遍布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并且至今未获解决。在一些评论人士看来，可以就“日本的双生缺欠”来有效地表述这一难题：首先，日本缺乏“正常”的能力（指一支强有力的军队，配以使用军队的法律机制和社会意愿）；其次，日本在国际体系中缺乏“正常”的合法性（指在“学会面对过去”和向邻国道歉这两方面，日本显然不合格）。

换言之，日本“能力缺欠”的真正症结在于法律和文化，而不在于物质条件。

◆ 合法性缺欠和战争责任问题

问题的关键在于，许多评论人士和实践者作出了宽泛的推测，认为德国（及德国人）似乎已经能够面对他们在二战中犯下的暴行（且已表示了忏悔），而日本（及日本人）却还没能做到。

对于这个问题，日本人有一种最简单的政治答案，即仅仅以文字游戏来暗示问题根本不在日本，而在于日本的邻国拒绝接受日本人的忏悔、拒绝向前看。犬儒论调能找到的一个简单依据就是，中国或韩国只要拒绝承认“日本终于走出了漫长的战后时期”，就能够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继续受益。在今日某些日本舆论中，必定能见到这种对于中韩两国动机的阐释。

另一种更为“日本中心”的答案则围绕“忏悔的实际意味”展开。犬儒论调可能会提出一种常见的异议，即日本虽然道过很多次歉，但它从未真心感到抱歉。也就是说，日本的道歉完全是政治行为，在道德层面上毫无忏悔可言；日本人在某种意义上是不真诚的。对这种基于假设的（然而又是普遍的、为人熟知的）犬儒论调来说，日本人道歉并非是试图获得原谅——他们并不为历史上的错误感到羞耻，他们只是在凭权宜之计强入未来。

◆ 否认之为国家病理和1990年代“失落的十年”

前首相安倍晋三助推历史修正主义教科书，还呼吁修改宪法第九条以允许日本重整军备（或称使之合法化）。

是否可以说，这些举动并非是对帝国往昔的浪漫化或军国主义的呼吁，而只是为构建“日本自己的历史意识”斡旋，并且将个人纳入公共空间——促使日本人作为政治和历史的主体参与到他们的战后国家中去的一种机制？

此类或许会引发争议的论点的一个特别吸引人之处是，它赋予一组根本性的深奥概念以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我们能够发现，战后忏悔、民主、现代性和主体性诸问题在当代日本以多种方式相互渗透。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病理这一观念依赖一种设想，即既在个人又在国家层面统一的、现代的自我的“正常”（和健康）。在此阶段，将日本看作一个“后现代”国家是否更为有益，还是一个未决的问题。

◆ “日本”能否接受治疗？

日本被它的历史记忆造成的创伤撕裂了，退缩成了怀有否认心态的国家——行事自相矛盾，既知晓又不知晓它过去的恐怖。

从这种思维的角度来看，“学会面对过去”甚或为过去而忏悔的意义和重要性就转化了：它们不再意味着从遭罪的人那里寻求宽恕，不再意味着在遭罪的人面前表示谦恭并赋予他们权力（宽恕加害者的权力）——事实上，与他们完全无关——而是要治愈并改变加害者自身。

换言之，在讨论日本战后忏悔的虚伪性时，这种流行的、颇有市场的精神分裂理论事实上颠倒了历史和伦理问题，把日本转化成了二战的主要受害者，使直面那场战争的后续努力变成了治愈并重建日本自身。

◆ 合法性缺欠的后果

桥本龙太郎首相曾欲建立地区经济共同体，以抗击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但也失败了：这些或许都是例证。大体而言，东亚一直未能或者说不愿发展欧洲的那种地区组织。

美国靠“美国梦”这块牌子成功地吸引了全世界的人，日本却与美国不同，依然要靠为自己塑造形象来争取他人的亲近。

◆ 后记：21世纪的日本

恳谈会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论点，即“追赶”心理使得日本社会及其道德观变得僵化，因此当日本的生活水准实际上超越了所谓“西方”的生活水平时，它就失去了目标。

这种观点隐隐在说，日本应该通过自身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去博取他人的亲近，而不是去依赖自身对西方人的模仿能力。日本应当主张它自己的现代性。

事实上，小泉经过深思熟虑，作了一种创造性的尝试，即在安抚地区内的愤恨和培养国家自信之间走起了钢丝：他除了参拜靖国神社，还呼吁把防卫厅改制为机能全面的防卫省，推动自卫队同美国开展前所未有的合作，极力主张学校更多地教授“爱国心”；然而他同时也试图为日本在太平洋战争期间造成的后果作出官方道歉，以巩固日本同亚洲各国的关系。

教育体系的精英色彩不改，雇佣模式却经历了显著的变化。高增长时期已成明日黄花，雇主渐渐失去了承诺“终身雇佣制”的意愿，这意味着雇员忠诚的根基不复存在。于是年轻一辈的雇员如今更可能在对工作不满的时候改换门庭，而不是停留在延迟满足的希冀之中。这样，就业市场就变得更具流动性了。